“拿来主义”与“审美本质主义”

百年来，中国美学外取诸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学说，近承本土民族精神和思想材料，以理论现代性建构意向，明确标示“美学中国”继往开来的信念。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的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热情呼唤，大众生活幸福的现实设计……思想的巨大激情演绎出美学的理论蓝图，规划了20世纪的中国美学的现代阐释形式。今天，面对“百年中国美学”这个在学术史上有着充分反省意义的话题，我们不能不首先注意到：

“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学术胸怀和“拿来主义”的理论态度，乃是20世纪中国美学践行“门户开放”的学术策略，也是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的思维基点。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到朱光潜《诗论》，直至最近二十多年里许多有关中国文艺、中国古典美学的解析和圆说，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西学”庞大身影；西方美学不仅是百年中国美学的理论奠基石，更是扶持理论的“砌墙砖”。而这一态势的形成，一方面同中国美学家急欲实现美学的现代建构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路向中，“西方”首先作为一种体现了某种先在必然性的理论话语而出现，它随着美学研究的逐渐推进而最终扩大为整个中国美学百年建构中的自觉。另一方面，这一态势的发展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性实践的特殊理论表现：当文化的现代性思考和追求直接以西方理性文明为楷模，作为文化理想之精神先锋的学术活动，必定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突出肯定了“西方”的价值以及它的学理呈现方式。因此，把美学的学术眼光投向西方的天空，不仅仅是出于理论的目的，同时也再现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实践态度和价值准则。

理论上的“审美本质主义”特征，不仅是一种坚定的学理精神，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深深植根于百年中国美学演进中，既规范了美学的理论建构，也强化着百年来中国美学家的学术和人生抱负，成为美学衡量自身也评判生活的最基本尺度。它的具体理论表现，一是通过对认识论问题的“本体化”置换，全面突出审美、艺术和社会认识功能，强调全部人生、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这种审美、艺术能力的全面展开之上；二是围绕社会、人生的“审美化”改造，把对于审美、艺术本质的理解定位在人性自由解放、人格美化提升，突出了美学的人文考察特性；三是从理性上规定生活与审美的直接关联，并进一步推及生活本质的展开维度，确定生命活动的价值合理性；四是以“美”的纯粹性和唯一性来规范艺术存在的本体特性，使美学对于艺术价值的阐释直接回归“美是什么”问题的形而上辩护。可以认为，正是在“审美本质主义”的支配下，“审美救世主义”的理想情怀主宰了百年中国美学的学术实践。美学总是把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认识当作具有充足理由律的生命本体论来对待，试图以此实现现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精神疗治，而美学家也往往乐于充当这样的“精神医生”。就像当年蔡元培寄希望于“以美育代宗教”，百年来，中国美学常常把自己的理论思路最后定格在审美（艺术）教育的认识与实践过程方面，这其中便很能反映出一种“救世”的审美人生观。至于人们议论纷纷的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以及美学“泛化”现象，也同样证明了这种审美本质主义的影响及其必然发展：一旦人们把“美（艺术）”当作生命价值本体加以确认，美学也就成了可以包容一切、判断一切、确定一切且无往不胜的理论。